据说，据比较可靠的说，外婆在回浙江老家生我母亲的路上，外公在上海的报上刊登了离婚启事。

几十年后，外公终于拿起笔，给自己的长女，我的大姨妈写了一封信。信中婉转地表达了他对外婆的歉意，并请长女带着她的母亲，我的外婆在酒店会见，但是那时文革，大姨妈不敢贸然行事，这次会面最终不了了之。

直到半个世纪过去，外公再次有机会约见他的二女儿，也就是我的二姨妈，外公终于在他的女儿面前开口说出了“对不起”这三个字。而那时候，外婆和大姨妈都已过世。

作为晚辈，我们一直很心酸地见证着外婆带着遗憾渐渐地老去，我们从不敢在外婆面前问及我们家的过去，外婆的过去。我们只能在私底下悄悄地议论：假如外婆这一生没有遇到外公，我们的外婆会怎么样？

当然，最直接的答案，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徒子徒孙们。

扯远了，回到过年。

那一年的过年，应该是我有记忆之中，最早的一年。

日子过得很艰难，很艰难，真的。每天凌晨3点，年幼的我就要起床，与比我大一岁的堂姐两人提着篮子去菜场，不是去买菜，是去拣菜，把菜场里剥下来的白菜叶子拣回来，那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菜。我们的钱，只能省下来买米，而且还是粮站里的次米，碎米。

两个人小手冻得红红的，又冷又饿，伯母给的两分钱，让我们去买一碗热豆浆，我们会再加上一分钱，可以去买一块豆腐乳，带回家当菜。四个堂兄姐加上我和妹妹，六个孩子都是馋嘴吃不饱的年龄，可我们一天，只能吃两餐。

那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生中的艰难岁月，如今每年初二，都是我们家堂兄妹聚集的日子，大家坐下了，总要说起当年那段辛酸的生活，说着说着，上了年纪的堂兄姐们难免热泪盈眶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伯母带着我们一边包汤圆一边守夜，伯母是宁波人，她按照宁波的习惯过年。

和我们一起过年的，还有外婆。但那不是我的外婆，是我堂哥姐们的。本来，外婆是在她儿子家生活的，那年她儿子进了牛棚，从此渺无音讯，于是伯母把她接了过来。

外婆身体不好，天天都躺在床上。但是她精神很好，头脑也很清晰，很会与我们几个孩子聊天。比如说，我与大哥打打闹阂，大哥拍了拍我的头，倚大卖大老成地说：小孩子这么皮不好。我便更加顽皮地拍了拍大哥的头，装腔作势地：说大孩子也要听话。于是外婆就说：男孩子的头是不能打的。为什么不可以拍？外婆接下来可以讲出一大堆的道理。我们就是从外婆的道理中，知道了很多的常识与传说。

那个年头没有电视更没有新年晚会，依我们的家境，伯母也没有能力给我们添置新衣，所以一家人围着方桌聊天，便是我们新年守夜的唯一节目。我们因为可以破例不按时睡觉而兴奋，一家人不分老幼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聊着。外婆与伯母提起了自己关在牛棚里的儿子，外婆很深地叹了一口气说：不知还能不能见到他了。伯母强忍着自己的不安，劝慰说：他没事的，很快就会出来了，到时候你又再回去跟他一起住吧。

外婆点了点头。

然而就在初三，初三的早晨，伯母叫外婆坐起来吃饭的时候，外婆已经冷冰冰了。

外婆是在半夜的时候独自走了。她走的无声无息，走的孤苦伶仃。

伯母悲痛欲绝地痛哭着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她哭外婆孤单地走了，连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她边哭边诉说其实外婆身体很早就不行了，她是硬撑着，就是想最后见一眼关在牛棚里的儿子，她也哭她自己：兄弟还关在牛棚里，丈夫已经先走了，现在身边的母亲也离她而去。

我们几个孩子站在一边，为她的伤心而伤心着。

这一年的过年，我有生第一次去了殡仪馆，为外婆送行。